我来到了这个镇上，来到了这个如果不是因为军的死我永远都不可能来到的镇上。这个镇在中国北方算不上大，也算不上小；说它算不上大，是因为这里生活的人口总共也不会超过两万；说它不算小，是因为这里毕竟通着一条铁路。春节的气氛还没有散尽，三三两两的儿童互相追逐嬉戏着；一个小孩扔了一个摔炮，其余的孩子赶忙捂紧了耳朵。寒风吹着鞭炮燃烧过后剩下的残纸，夹杂着一丝丝煤烟和火药味拂过我的脸，我赶忙用手捂住了鼻子。
司机领我来到了军出事的地点，铁轨上还残留着军的血迹。听警察说，军是在这里被火车撞死的，现场还留有军的一枚衣扣。是的，这枚衣扣是军的，因为我认得这枚衣扣，这种衣扣只有东京恒源制衣厂才产，是我送给军的大衣上的。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酒在铁轨上，洒在军的血迹上。我用随身带的水润湿了手帕，拭下军的血迹，用塑料袋将手帕包好，揣在了大衣兜里。
寒风冻得我发抖，我用双手紧紧握着项上的红丝巾。我在铁轨旁不知站了多长时间，火车的汽笛声惊了我一下。司机小声对我说：“小姐，回去吧！”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下午三点了。
我和军是两年前在北方冰城哈尔滨相识的，那时军的精神已经不太好，但还没有太坏。为了帮助父亲做生意，我决定到黑龙江大学继续精修汉语。爷爷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晚年时他深为自己及同胞的所做所为而深深感到内疚。为了完成爷爷的一个心愿，我选择了黑龙江大学作为我在中国精修汉语的摇篮。
到学校的第三天是星期天。下午我乘车来到松花江边，这时江已经封冻了。上面有三三两两的行人小心翼翼地过江，还有一些工人在切冰、托冰，听说是为兆麟公园做冰灯。空中有几只风筝在孩子的操控下越飞越高，这座城市的冬天的确很有魅力。
我来到了距离北岸两公里左右的一座小屋前。屋子很旧，好在是砖的，房顶铺的是油纸。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开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我的面前。她照比爷爷给我的纸上画的老太太已经老了许多，但从模样上还可以看出她就是我此次来中国要找的那个人。她稍有些驼背，额头上刻有几道深深的皱纹。
“姑娘，你找谁？”老人问。
“老奶奶，我是北海道介川龙一的孙女。”我说。
老人身子微微一颤，她用慈祥的目光从上到下打量我，没说话，把我让到了屋里。屋子不大，倒是很暖和。离门口三步远就是火炕，炕上放着老人已经衲好了一半的鞋底。
“王奶奶，”我坐到炕边上说，“我爷爷对我讲了他和您的故事。中日战争结束后，爷爷得了肺癌，五年前他去世了。临终前他把绘着您的肖像给了我，说您救了他的命，让我一定来中国找到您，并把他剩余的全部积蓄转赠给您。”我从包里取出一个用破旧的报纸包的小包，放在了老人跟前。
老人打开了报纸，我看见她拿报纸的手在微微发抖。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张报纸，我心想：“难道她懂日文？”
“我当时非常恨日本人，”王奶奶慢吞吞地说，“不但我恨，我们村里人都恨日本人，日本人烧村子，抢东西，我唯一的儿子就是被日本人抢去做细菌实验死掉的。那是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吧，一支抗联小分队在离我们村五里地的兴胜村和日本兵交上火了，结果那支日军小分队被全部歼灭了。那天我去城里打听儿子的下落，回到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忙去草堆抱草，准备做饭，在草堆旁我看见一个日本兵躺在那里，脸上前胸满是血。我不知他是活的还是死的，赶忙回屋去取镐头。我提着镐头返回草堆，轻手轻脚走到日本兵近前，将手探近他的鼻孔，发现他还有呼吸。我想用镐头朝他的头砸下去，好送他上西天，却发现他的右手插在怀里，似乎想要掏什么东西。我乍着胆子把他的手拽了出来，看见他的手里捏着一个纸包，就是用这张报纸包的，”说着她用手指着炕上的纸包，“我好奇地掰开他的手指，打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一家三口，两口子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那个男的可能就是我面前的日本兵。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便起了善心，不想杀他了。我提了桶水来，蘸湿毛巾擦干了他脸上的血迹，这才看清他果然是照片上那个男人。我往他嘴里饮了两勺水，他渐渐苏醒过来。没想到他竟会说中国话，他睁开眼后先问我这是什么地方，然后又谢我，又问我为什么不杀他反而救他。我不愿和他多说话，但他告诉我他家住在日本的北海道，他的名字叫介川龙一，还坚持要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我哪有名字？只好告诉他我夫家姓王，然后就提着镐头和水跑回屋里扣上了门。”
“爷爷从您那里得救后就因负伤申请回国了，”我说，“他经常对奶奶和爸爸说，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太深了，怎么赎都赎不清。他把政府发的伤残补助和退休金都攒了下来，一部分捐给了孤儿院，捐给了那些因为战争失去父母的无辜的孩子们，一部分让我交给您，一是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二是替日本人赎一分罪。”
王奶奶说：“我当时若不是看到那张照片，大概也不会救他，说不定还会一镐头砸死他。看到他们一家三口那个幸福的样子，我就想起了我的儿子。我知道，日本军队来侵略中国，你爷爷说的也不算，他也不爱打仗。”王奶奶一边说一边拿起那沓钱，递给我说：“姑娘，你爷爷的这份心意我领了，这钱我不能收，我也不缺钱，家里就我和老伴两个人，上年纪了，吃也吃不动，穿也不穿什么好的，干什么花钱？我老伴每天赶马车在冰上拉游人过江，能赚不少钱，你把钱捐给孤儿院吧！我老了，也不知该把钱往哪儿捐，你们年轻，有文化，就算替我捐了吧。”
我无奈地对老人的慷慨表示理解，站起来给老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离开了她的小屋。
走在松花江的冰面上，我回忆起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爷爷在中国时的故事，还有父亲创业的经历。我父亲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我父亲是第一批在华投资的日本商人中的一员。父亲特别热爱中国文化，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参观过中国历史博物馆，向我介绍这个泱泱大国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并要我长大后学习中文，帮他做生意，他希望我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一份贡献。我正在想着父亲放在我肩上的重担，突然脚下“咔嚓”一声，紧接着冰冷的江水浸湿了我的皮靴，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人已掉进了冰窟窿里。我用双臂撑着冰面想爬上来，可是冰抵不住我身体的重量，又塌了一片。这样反复三次，我的腿已经被江水冻得要抽筋了。正在我的身体将要往下沉的时候，一只大手握住了我的右手。我抬头一看，冰面上趴着一个小伙子，他把另外一只手也递给了我，然后把我拽出了冰冷刺骨的江水。
那天我很狼狈，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学校。事后我才了解到，救我的这个小伙子叫军，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那天他和几个同学到江上放风筝，从远处看见我掉进了江里，这才跑过来救了我。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第二个星期天我把他约到了中央大街的“相约酒吧。”
那天军穿着一件稍旧的深蓝色大衣，坐在我的对面略显拘谨，我问他是否经常和女生一起单独吃饭，他说这是第一次。
军在中国人中算是中等身材，属于刚开始坐下来比较沉默，和你熟悉以后就变得比较健谈的那种男人。
“谢谢你救了我。”我虽然知道“大恩不言谢”这句话，但还是先说了这句话。
“你不用这么客气，谁遇到这种事都不会见死不救的。”军回答得也很老套。
“你家是本市的吗？”我问。
“不是，我家是农村的。”军喝了一口啤酒说，“我的父母是很苦的。由于我初中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只得在一所镇里的普高就读，高中毕业又没能考上大学，又在县里补习了一年，可是这一年我又没考上。家里为了攻我上学，花了许多钱。看着父母累得越来越弯的腰，还有着急结婚的弟弟，我真恨自己无能，可同时又不甘心放弃学业。我咬着牙在县城又补习了一年，这才考上了现在就读的这所大学。明年七月我就毕业了，我得赶快挣钱，减轻一下家人的负担。”
我没想到他会和我说这些，于是问道：“你毕业后会去哪里？”
“大概会被分到工厂吧。”军无精打采地答道。
“你不如和我去日本吧，到那里可以挣到很多的钱。”我试探着建议军。
“我到日本能干什么？我又不会日语。”军不屑地说。
“我可以教你呀！你可以在我父亲的公司上班，薪酬你想要多少我父亲就会给你开多少。”我得意地说。
“那可不行，你这样对我是因为我救了你吗？我可知道许多中国人在日本都是出苦力的，挣的钱并不是很多。”军说完之后用询问的目光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这样安排不是因为你救了我，”我非常肯定地说，“是因为……哎，反正我自己也说不清。看到你的精神压力这么大，我就是想帮你，真心实意地想帮你。”我也不知道这样回答他会不会满意。
“我不会去给老外打工，尤其不会给日本人打工，我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即便挣得少一点。”军斩钉截铁地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不想就这个话题再和他谈下去了。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爸爸从日本打来的。
“杏子，你的老师伊藤病了，剩下的日子恐怕不多了，你抽时间回来一趟吧！”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了我这条不幸的消息。
伊藤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我和他的感情很深，他也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听到这条消息，我再也坐不住了，匆匆和军告了别，赶快去买回日本的机票，第三天的中午我已坐在导师的病床前了。
伊藤导师得的是肝癌，见到我时精神还不算太坏。我给他买了一束鲜花，放在了病床头，又剥桔子给他吃。导师问我：“中国的教育现在是怎样的状况？”我没想到老师在如此情形下竟然还对中国的教育感兴趣，漠不关心地回答道：“发展得挺快，可是读不起书的也大有人在。”导师微闭着双眼，轻轻地摇了摇头，嘴里含糊地说道：“教育太重要了。”
导师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讲的这样一个寓言：一只老麻雀下了两枚蛋，在准备孵小麻雀的时候，有一天老麻雀出去觅食，回来后发现多了一枚麻雀蛋，不知是哪来的麻雀在它的巢中下的。老麻雀把三只蛋一起孵，等幼雏破壳而出的时候，三只幼崽都十分讨老麻雀的喜欢。老麻雀日日辛苦地劳作着，给它们捉虫喂肚子，衔泥盖房子。等三只麻雀长大了，老麻雀问它们长大后要干什么。老大说要学飞翔，老二说要学衔泥筑巢。当老麻雀问到不是自己下的蛋孵出的那只麻雀时，老三回答得竟然和老大一样，也要学飞翔。老麻雀就按三个孩子的意愿教它们本领。老大每天苦练飞翔，十年后变成了苍鹰，再也不在麻雀堆里混了；老二练就一身好本领，筑了一堆精美的巢穴，哺育着众多儿女，繁衍了一个大家族；老三虽然也和妈妈学飞翔，但每天都吃不饱，它只能等老大老二吃饱后有多余的虫子时才能捞到点“残羹冷炙“。结果老三越来越瘦，越来越瘦，终于有一天在回家的途中飞不动了，掉在了地上，被只野犬给吞食了。
讲完寓言后，导师告诉我们：“如果光喊重视教育，而投资不到位的话，就会有无数个像第三只麻雀那样的悲剧发生。”后来我把导师的话告诉我父亲，父亲笑了，父亲说这个寓言是他小时候讲给导师的，父亲还说这些年他每年都捐给各类学校和读不起书的孤儿许多钱。这时回想起小时候有一次过生日我向父亲要钱买一种昂贵的玩具父亲没有同意，我生了一星期的气，真是又羞又愧。
三个月后，伊藤导师病逝了。他走得很痛苦，病魔把他折磨得不成样子，去世时他已经瘦成皮包骨了。父亲带我出席了他的葬礼，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他就职学校的一棵松树下，他说他要看着日本的人才一辈又一辈地带着希望走进来，揣着满意走出去。
告别了家人，我又返回了中国，返回了哈尔滨，返回了我的校园。临走时，我去商场买了一件大衣，买了一件恒源制衣厂生产的羊绒大衣，是给军买的，因为军身上那件大衣已经很旧了。
初春的哈尔滨冷暖不定。虽然冰雪早已融尽，可枯草还迟迟不见泛绿。树上的枯枝在料峭的春风中瑟瑟发抖，扰得可怜的麻雀在树丛中乱窜。
我给军打了电话，约他出来，可他说没空，他说他正在写毕业论文，准备答辩，还要落实工作的事情。我一连约了他几次，可每次他都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和我见面。
无奈，我只得去找他。可是接连三个双休日都没能见到他；到寝室去找他，他的室友总说他不在，问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他们都说不知道。他身上又没有传呼，于是我决定，周一请假去找他。
周一我提前在他们上课的公共教室外等他，十一点半的时候，下课的学生们陆陆续续走了出来，在人群中我看见了军。他比我上次见到他时又瘦了些，神情显得有些抑郁，我上前喊道：“军！”
他见到我几乎面无表情，茫然地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一边回答“上周”，一边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来。
“我请你吃午饭，你想吃什么？”我问军。
“怎么好意思总让你破废？今天我请你吧。”军说。
“那就更好了。我们还去那家啤酒馆吧。”我建议。
“我下午还要写论文，不能喝酒。我们还是去那家面馆吧。”军一边说一边用手朝前边一指。
“好，随你。”看得出来，军不但没有喝酒的热情，跟我一起吃饭的热情也并不高。
天气已暖了起来。面馆中以学生居多，应该多数来自军的学校。年轻的男女已急不可待地换上了春装，一甩冬日的臃肿。
我俩在饭馆落坐后，我把给军买的那件羊绒大衣拿出来，说：“军，这是我给你从日本带来的大衣，试试吧！”
军吃惊地问：“你为什么要送我衣服啊？”
他这句简单的疑问倒把我给问住了，我一时倒不知该怎样回答他。是啊，我为什么要送给他衣服？是为答谢他的救命之恩？还是可怜他穿得破旧？还是……好在我反应还算快，应变道：“我们是好朋友嘛，我回国一趟，总不能空手回来吧。如果你不嫌弃，就请试试吧。”
军似乎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来拒绝我，于是缓缓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掉身上那件旧大衣，转过身把这件新大衣穿在了身上。俗话说“人是衣服马是鞍”，军穿上这件新大衣后顿时帅了许多，长短肥瘦都很合适，我心里暗赞自己的眼力。只是他瘦削的下颌和衣服宽大的领子略显不大协调。
“谢谢你的礼物。如今天气也逐渐暖和起来了，大衣穿不了几天了，明年秋天再穿吧。”军有些拘谨地坐下说，“我该送你什么呢？我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
“我不需要你送我什么东西，只要你不躲我就行了。”我笑着说。
“我……”军支吾起来，他似乎间接承认了他在躲我。
我们叫了两个小菜和两碗抻面。餐厅中飘荡着邓丽君忧伤的情歌，一对对情侣一边轻呷着啤酒，一边眉目传情。
“军，你有女朋友吗？”我大胆地试探着问。
“我怎么可能有女朋友？我整天忙学习，再说工作还没落实，我家里的条件也不允许……”军的回答有些显得语无伦次。
“我可以作你的女朋友吗？”我索性趁热打铁。
军听完我的话一愣，他似乎没想到我会问得这么直接，这么突然，他低头想了想，然后说：“你不是开玩笑吧？你喜欢我啥呀？”
“我……我也不知道。啥都喜欢……”我略显慌乱地答道。
“我们还不是很了解……再说……我们国籍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将来会有很多麻烦的。”军在拒绝我。
“不了解可以慢慢了解嘛，我很习惯在中国的生活，将来我也可以留在中国。”我索性穷追猛打。
“你毕业后准备干什么？”军看着我问。
“我可以在我父亲在华投资的企业里工作，也可以自己找份工作干，总之要和你在同一座城市。”我似乎显得有些无赖。
军微微皱了皱眉头，思索了许久，突然问：“你家条件那么好，人又这么漂亮，为什么会喜欢我？”
听完他的问话，我笑了，说老实话，我对自己的容貌倒是颇为自信，也很庆幸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从上初中起就有数不清的男生围在身边向我献殷勤，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似乎从未考虑过爱情这件事。自从认识了军，我的心顿时就不属于我自己了，在回国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每天都空空的，总觉得在远方有一根线在牵着它，让我白天坐不安，晚上睡不实。我觉得，我是爱上他了。我爱他应该不是因为他救了我，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从小到大帮过我的人实在太多了，也有胜过军救我性命的帮助。我也说不清究竟喜欢他什么，大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吧。
“爱一个人难道一定需要理由吗？”我用这句老话来反问他。
“可是……”军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可是我们的出身背景相差实在太大，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家里很穷……”他又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和我的四个叔叔挤在低矮的泥草房里，爷爷很早过世了，是在年三十的夜晚。你知道吗，旧历腊月三十在中国是最热闹的一天，全家人都聚在一起，有什么好吃的都要留到这一天吃，有新衣服也要留到这一天穿。那年我刚出生，我是爷爷的第一个孙子。冬天家里非常冷，墙壁都上霜了。爷爷怕我冻出病，深夜去邻村偷柴草。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雪，爷爷本来腿脚就不好，加上雪大路滑，爷爷一个不小心，滑到深沟里摔死了。全家人在哀痛中度过了这个春节。那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二两豆油，二两就是一百克，就这样，到过年的时候，奶奶硬是攒了一小坛油，为的是给孩子们炸点丸子。我从小吃的就是用玉米面做的被我们叫做“大饼子”的食物，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一直吃到我上大学。在大学里我吃细粮了，可爸爸、妈妈和弟弟在家里吃的还是大饼子。为了供我上学，爸爸在外给人做木匠活，一出去就是半年；妈妈自己干将近二垧地的活；弟弟放一群羊；全家人这么辛苦都是为了我，可我连续二年没考上大学。第一次落榜时我的心情很沉重，那时我曾经犹豫过，是不是要放弃学业，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后来妈妈劝我说，既然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就应该一直走下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也不甘心就此放弃，便开始了复读。第二次上考场时，我已揣着一份不安。结果这次又没考上，我的自信心和承受力再一次经受着考验。我吃不下饭，在没有告知家人的情况下一个人出去闲走，一边走一边沉思，思考该不该继续读下去。那天我走了很久，思绪也比较混乱，后来坐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回到家时，家里人都不在家，原来他们见我久久不回家都担心起来，撒开人马出去找我。此后，我再出门他们就远远地跟着我，怕我走丢。我心中暗笑，但知道他们出自一片好心，也就由着他们，假装没看见，走一会就回家。暑假快结束时我终于下定决心再补习一年，我的决定也获得了家人的支持。又经过了一年的苦熬，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可是，上这四年大学，加上弟弟前年结婚，家里已经背下了沉重的债务。毕业后我要使劲挣钱，来回报他们。”
听完军的这一番陈述，我不禁为他的坚韧与顽强所打动，也为他家人的不幸与万幸而动容。能从那样的穷村子走出来实在是不容易，是军的努力造就了他和我相识的契机，我也借机了解了中国的农村，了解了中国农村的教育。
“军，这一切都过去了，你的好时候就要到了，毕业后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将来好好回报你的家人。”我激动地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春节到我家看看吧，到时咱们再定，好吗？你毕竟没有见过我生活过的环境。”军试探地征求我的意见。
“好啊，我一定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着。
这时，我们要的抻面已经上来了。我俩都饿了，于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面时我偷眼看军，发现他吃得很专注，时而眼神有些发呆，似乎在凝思什么。我的心头不禁泛起一思担忧。
接下来我们开始断断续续地相约，大约每隔二周一次，因为军很忙，所以每次在一起的时间都不是很长。
恋爱中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军毕业了，他被分到兵器厂，这是一家国有重工业企业，军每月的工资是七百三十八元，工厂有单身职工宿舍，午饭在厂里吃。军报到的那天我和军一起去的，帮他收拾床铺，铺好了被褥。我怕食堂的饭他吃不顺口，于是给他买了个酒精锅，这样在宿舍做点吃的很方便。我们说好一周见一次面，每星期天中午一起吃午饭。
我在学校的学习任务也并不轻松，除了基础汉语、汉语语法、听力，还要学习中国国情、历史等。我热爱这片热土，热爱这个国家的辉煌文化，所以我没有荒废在校的时光。每天我都早起，先跑三千米，然后背单词、吃早饭，晚上坚持上晚自习，多同中国的学生交流，练习口语和听力。就这样，我的汉语水平进步得几乎可以说一日千里。可就在我发奋学习的过程中，在军上班后的不到两个月，一个从日本打来的长途电话中断了我的留学。
电话是十月二十日打来的，是我父亲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叫山田的小伙子打来的。山田是我的初中同学，小时家里很穷，他的父亲在他七岁的时候因工程事故去世了，只剩下多病的母亲照顾他。记得在入学仪式上，山田是我们全班穿得最破旧的男生。后来大家了解了他的困境，都或多或少地给他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我十四岁生日那年父亲给了我十万日元的奖励，因为我在进入初中的升学考试中考了第一名。我没有花这笔钱，而是存了起来，暗中帮助山田。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表示愿意资助山田上大学。可是山田还是中途辍学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突然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的，有人说他去了外地，还有人说他去了外国。直到来中国上学时，我也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可这次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当年辍学后去了神户，给一家外贸公司当雇员，后来博得了老板的信任，被逐步提升为公司的副总，三年前他自己注册了一家外贸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大老板了。为了回报社会，他准备在东京办一所公益性学校，专门招收困难民众的子女就学。他邀请我为学校的奠基仪式剪彩，并请我帮他筹划建校事宜。我说我这边学习也很紧张，可他要我一定回去，否则他就来中国找我。想到已有六七年的时间没见到他了，我决定还是回去一趟。
临行前我约了军，就在军的工厂的生活区的林荫路上。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杏子：“我的老同学请我出席他新开的学校的奠基仪式，还要我帮他管理学校。唉，真不知该怎么办。”
军：“你不是很喜欢做教育工作吗？”
杏子：“是啊。可是，在日本见不到你呀！”
军：“日本比我优秀的人不是很多？”
杏子：“干脆你辞掉工作和我一起去日本吧！”
军：“那我的父母怎么办？”
杏子：“你可以往家里邮钱给他们呀。要不，把他们也接到日本去吧。”
军：“那不可能的。我爸爸最恨日本人了。”
杏子：“我还没决定帮他管理学校呢，我还可能剪完彩就回来呢。”
军：“你哪天走？我送你。”
杏子：“后天。”
军果然送我到机场。临别时军送我一条红丝巾，系在了我的脖子上。秋风吹得丝巾乱舞，军看着我笑了。可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记忆中军的最后一笑。
回到日本我马上和山田见了面，他变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了。从前那个瘦小的、怯懦的小男生不见了，站在我面前的他高大、帅气、成熟、自信。他把奠基仪式定在十一月十日，并递给我一张聘书，上面写着聘请我做育梓学校的校长，聘期是终生。
“我可不想给你打一辈子工。”我笑着说。
“不是给我打工，是为孩子们做福利。”山田辩解道。
“奠基仪式我一定出席，可是这校长嘛，我可不想当。”我的语气显得很坚决。
“你还想回中国？”山田问。
“当然了，我的汉语还没学成呢。”我说。
“不会是中国有人在等你吧？”山田用深邃的目光盯着我。
“也有可能吧。”我含糊地回答他。
举行奠基仪式那天，场面很隆重，许多山田生意上的朋友都来捧场，我和父亲也出席了。山田给我父亲深深鞠了一躬，并请我父亲坐了首席。看到山田从一个昔日的穷小子变成今天致力于支持日本教育事业的一位企业家，父亲和我都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和骄傲。
接下来就是筹备建校事宜。我虽急着回中国，但看到山田那么忙，身边也确实没有他可信赖的人为他做这样大的事，于是只得暂时留下来帮他，等忙完这段再回中国。就这样，我整天穿梭在工地、建材市场、审批部门之间，就连和山田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在此期间我给军打过几次电话，往他工厂的收发室打的。军说他工作还好，不累，生活很充实，双休日有时间就回乡下老家，闲时躲在宿舍里看书。我问他想不想我，他不答，只是问我想不想他。
中国旧历的腊月三十来到了，我身在日本的家中，可心却始终在军的身边。多么想给军打个电话呀！可是他家里没有电话，记得临别时他给了我一个村中食杂店的公用电话，说有事可以往这部电话上打，让人叫他去接。虽然觉得不方便，但我实在想在这样的日子听到他的声音，我想他也会期待听到我的声音。算好中国时间，估计军应该吃过晚饭了的时候，我往那部公用电话拨了过去。那家主人答应为我去叫军，并叫我十分钟以后再打。十分钟后我又一次拨通了那部电话，那家主人这样答复我：“我刚才去了他们家，他们家锁着门，屋内开着灯，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禁一愣，记得军对我说过，他们中国人年三十这晚都要呆在家里，叫做“守岁”，可为什么他家里会没有人呢？我满腹狐疑地度过了这难耐的一夜。
第二天我又一次拨通了那部电话，军的老乡这次没让我等待，他直接告诉我说军于昨夜从家中走失了，他的家人正在四处找他。我的心不由得一颤，想起了这半年来我和军交往的一些细节：每次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会无缘无故地发呆，有时会突然问我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有时问我的问题怪怪的，叫我无法回答。他的心理压力似乎很大，总说要多挣钱，要还父母的钱，报父母的恩。我说我有钱，你用我的钱不是一样？他总是不置可否，时而轻轻摇头。
当第三天我拨通那部公用电话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一个霹雳般的消息：军的家人在一个镇的铁路旁发现了军的尸体，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羊绒大衣。我泥塑般地站在电话机旁，听筒从我的手中滑落到了地板上。我半年多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了，军最终没能战胜自己，没能驱除心头的魔障，他没能等到他的好日子的到来，却被无边黑暗的过去包围着，紧紧地包围着。他在作茧自缚吗？军，你为什么不能用光明驱散黑暗？你还没有还父母的债，还没有报父母的恩呀！
我马上买了机票。大年初四的早晨，我乘坐的飞机已经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降落了。我给军的厂领导打了电话，正好他们今天准备去军的家中帮助料理丧事。
我们一行四人坐着吉普车下了公路，来到了这座荒僻的乡村。吉普车走在一条土路上，走在一条颇不平坦的土路上。路的两旁是田地，地里满是积雪，积雪下时而露出没有被收回的玉米秸秆，秸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颇像坐在车中的我。村庄我已看得很清晰，东西能有五百米长，南北能有五六条街。我们遇到一位老乡，在他的指引下，汽车停在了入村第二条街的一座红砖房前。
我们下了车，这时早已转过来一群人。厂长忙问谁是军的父亲，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上前握住了厂长的手，眼中含着热泪。人群簇拥着厂领导进了屋，我则向人打听军出事的经过。
他的四叔说军这次回家就显得不太正常，在家很少和人说话，没事总爱往外走。因为以前有过走到外村的先例，所以他一出去家人总会跟着他，他倒也不和家人计较。军偶尔还会出去和小时候的朋友打会儿麻将，但都知道早些回家。三十那天晚上他要去村东头的二叔家看奶奶，当时军的父亲在食杂店闲坐，那是村里人的“俱乐部”，没事的人时常在那儿谈天说地，军的父亲也是那里的常客。军的母亲在厨房准备饺子馅，因为这天晚上零点要吃饺子。军的弟弟在屋外劈柴禾，他想：“过年了，多烧点，让家人暖暖和和过个年。”大家听说军要去二叔家，谁也没担心，毕竟很近嘛，于是就没有去跟他。可是，零点快到了，快吃饺子了，军还没有回来。弟弟着急了，忙去二叔家打听，可二叔说军没去过他家。这下全家人都慌了，忙到村里各家各户去找。结果都没找到，军根本谁家也没去。第二天大家又到邻村去找，终于在前天找到了军，他死在一个镇上，是被火车撞死的。
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对军的亲人们稍稍作了一番安抚，转身离开了人群，沿着铺满白雪的乡街，来到军曾经读书的小学。这所学校的面积还没有我家住宅的面积大，红砖墙面，上面是青瓦。学校的三面种着白杨，干枯的树枝被寒风吹得呜呜直响，几只麻雀在树枝间乱窜，它们是找不着家了吗？
学校正在放寒假，教室里没有孩子。房前的小操场上是一块被耕种过的地块，上面还有枯黄的茄子秧。这就是曾经哺育过我深爱的军的学校吗？军小时候是在这里读书吗？久居在城市的人们，你们知道在农村还有这样的学校吗？
一只小麻雀在我的面前跳跃着，我朝它走了过去。他没有飞走，我很奇怪，又向前走上几步，它还是不飞。它可能是飞不动了，是累了吗？还是确信我不会伤害它？我俯下身，把它抓到手里，它好奇地看着我，似乎在问我：“你这么远来就是来看我吗？”看着可怜的小麻雀，我落下了泪。在这样寒冷的冬天，它会去哪里觅食呢？它可能饿了吧？它像我的军一样的可怜。我把它揣到了怀里，迈步向村委会书记家走去。
书记姓吴，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没有说出我和军的关系，只说我是一位中日民间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想为村里捐点钱，建所新的学校。吴书记很高兴，他说他也知道学校太破旧了，早该盖新的了，可是村里没有钱，上边也不给拨钱。我没有在书记家久坐，交待完善款的使用事宜后就起身告辞了，吴书记将我一直送到军的家门口。这时军的领导们也已做完了家属的安抚工作，我们一起上了车，离开了军的家。我回头望了一眼这间曾经为军遮风挡雨的小屋和辛勤养育军长大的慈祥的父母，心头一阵酸痛。
回到哈尔滨，我的情绪总是无法平静，军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驱之不去，看来我是无法再在这座军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城市里呆下去了。我决定回日本去，再也不来中国了。
正月十三那天我雇了一辆汽车，去了军出事的那个小镇。返回哈尔滨后，我马上办理了退学手续，然后回了日本。
我把那只小麻雀也带回了故乡，并专门为它订做了一只三十立方米的大鸟笼，每天按时喂食、饮水。在我的精心照顾下，它终于渐渐丰满起来。半年后，它长大了。我真想放了它，给它自由，但我舍不得。每天看到它，就像看到了军，因为它曾经和军住在一个村子。夜间我有时睡不着，就会起来打开灯，看看小麻雀，它并不被灯光惊醒，大概它心里知道，又是我在窥视它。